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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因为年纪小和战斗需要，他们没能在抗日的最前线手刃敌人，但他们仍然以自己的力量，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支持着前线队伍奋勇杀敌。
他们中，有人用年幼瘦弱的脊背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有人不足枪高却照样扛枪向前，有人活跃在文艺队伍中在前线慰劳战友、在百姓中宣传抗日……他们是卫生员、看护员、文艺兵，也是新四军抗日的最坚实后盾。
马益德：1928年3月出生，江苏建湖人，1944年2月入伍，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卫生队战士、看护员、卫生员、营卫生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一二七师野战医院主治医生、办公室主任、三三二坦克团和三七九团卫生所主任、一九九医院副院长等职。1983年享受副师待遇离休，曾荣立独立功勋荣誉等7枚勋、奖、证章。
“15岁入伍后，我就成为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卫生队的看护员，在战斗激烈的火线上把伤员背下战场，让他们能够被转入后方接受治疗。”在87岁的马益德心里，72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他曾经用自己年幼瘦弱的脊背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
直到现在，马益德还珍藏着做卫生队看护员时拍下的第一张照片，那一年，他17岁，这张照片已经发黄，照片边框有被子弹打伤的痕迹，照片上的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年轻的目光却坚定有力，这张照片被他称作“最可贵的珍品”。
国仇家恨 让他义无反顾参军马益德1928年3月出生，江苏建湖人，1944年2月入伍，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历任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卫生队战士、看护员、卫生员、营卫生所所长。
“我参军的时候才15岁。”马益德说，他自幼在农村生活，家乡距离日军的据点只有5里路，日军常常到他的家乡扫荡。日军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烧掉农民的房子，农民们只好在白天把房子拆掉，等日军扫荡回去之后，晚上又把房子搭起来。
为了保住粮食不被日军抢走，农民们把粮食装进瓦坛里，埋在地下。但是埋了3个月，等挖出来的时候粮食都变质了，吃不了了。“那个时候真是民不聊生，我们都十分痛恨日军。”
那个时候，乡里不仅有日军，还有土匪，马益德表姐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土匪抢走了，表姐向土匪要粮食，谁料被土匪残忍打死。“新四军在乡里驻扎，消灭了土匪，国仇家恨让我铁了心的跟新四军走。参军后，我站岗、放哨，一边上学一边革命。”马益德说。
马益德的家乡毗邻东海，他说，抗战时期家乡海岸线没有堤坝，发生海啸时，农田全部都被淹没了，农民们颗粒无收。新四军花了三四年，发动群众在东海沿岸造堤坝，抗御海啸。新四军还让大家围海造田，造福于乡里百姓，大家都很拥戴新四军。后来，新四军来到马益德所在的村庄驻扎，他们发动群众抗战，实行减租减息，年轻的马益德一心想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没有担架 他就背着伤员下火线参军后，马益德成了一名卫生队看护员，他的职责就是抢救伤员，把伤员从前线背下来，转向后方医院接受救治。
“那个时候没有担架，只能靠背。”马益德说，他跟着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看到有战士受伤倒下，他就匍匐爬到战士身边，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他背起受伤的战士就往后方跑。
马益德清楚地记得，1944年秋天，在江苏扶林县被日军占领了几年的据点发生了一场战斗，在冲锋的时候，有同志喊冲锋口号：“大家冲啊！有救死扶伤的卫生员给我们保驾啊！”这句话一直温暖着马益德的心，让他意识到卫生员在战士们的心里有多重要。
马益德说，除了背伤员下火线，他们还会在后方给伤员洗伤口、换药、打针、洗澡等。让他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有一次他跟着部队上前线，当时部队被敌人封锁，他背着伤员冲过敌人封锁线时，子弹穿透了他的挎包，挎包里被他称作“最可贵的珍品”的照片被子弹打烂了一边，当他背着战士终于跑到后方时，却发现伤员又中弹牺牲了。
悲伤之余，这也更加坚定了马益德救死扶伤的信念。那时候，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后来部队把他送到医学院接受正规学习，他也从一名卫生队看护员一路成长为卫生员、护士、护士长、助理医生、医生、内科主任、医院副院长。
当记者问他：“您有没有统计过，抗战期间背过多少伤员下火线？”他感慨地说：“没有统计过，太多了，我哪里记得清背过多少伤员呢？”他站起身，弯弯腰，笑着说：“你别看我现在驼背了，我这个背在当年可是很有力量、很有用的呢！”
杨玉珍：广东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耿光万的夫人，江苏省宿迁县人。1943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苏省运河特区总队、宿迁警卫团、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文工队和休养所、淮海新十旅二十八团卫生队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华东野战军第九野战医院、后改称第二野战军第五野战医院、第三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担任医务员，参加过着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等，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多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广州市卫生局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副部长，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等职。1989年12月离休。
齐耳短发、豪爽干练，已届88岁高龄的杨玉珍，是广州如今健在的新四军抗战老兵之一。1943年，年幼的她投身抗日，之后又历经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
虽然老人年事已高、头发花白，耳朵也听不太清楚，但老人的记忆力却很好，至今仍能记得那些抗日老战友名字。
往昔的艰苦岁月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记者来访这天，杨玉珍老人原本准备出门看一场关于新四军的老电影《刘老庄八十二壮士》，讲述的是一场在苏北拼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当时，杨玉珍也在苏北参加抗日，对于那段往事，她记忆犹新，她直言，日寇侵我家园，人人当保家卫国。
日寇侵略时 她借外出挑水逃出魔爪杨玉珍是江苏宿迁人。抗日战争前，家中做的是烟丝生意，也算当地的大户人家。1939年，日寇入侵中国内陆，当时宿迁的很多乡镇都被日军占领。杨玉珍说，自从宿迁被日军占领后，村庄几乎被日机炸毁，家道中落，只能靠着父亲到附近村庄帮人绘年画为生，生活困苦。
杨玉珍所居住的宿迁县大兴集成为当时日寇与国共两党拉锯的灰色地带。日本侵略者每到一条村庄，都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杨玉珍说，当时的年轻女子都把自己抹得灰头土脸，只怕被日本人看见。“被日本人看到就完了，村中不少妇女都是被日军强奸后上吊自杀。”回忆起这段往事，杨玉珍一脸愤恨。
有一次，杨玉珍一家也不幸被抓。当时日军扫荡，鬼子把村庄的四个出口全部封死，他们全家一个也没逃出去，全被鬼子抓住。当时，年幼的杨玉珍坐在角落，眼睛不敢抬起，但她心想，一定要趁机逃出去。傍晚时分机会终于来了，鬼子让杨玉珍和叔叔、妹妹一起到村外挑水。就这样，叔侄三人挑着水桶往村外走。杨玉珍说，当时心里紧张极了，生怕露出马脚，谁都不敢说话，也不敢走得太快。直到走出村庄，三人才回过神来，赶忙把水桶一丢，飞奔向附近的村庄逃命。
花季少女 投身革命成战地卫生员1940年9月，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先后辖泗阳、淮阴、涟水、灌云、沭阳、泗沭、宿迁、潼阳、运河特区等县级政权，随着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抗日运动更加深入人心。1942年，共产党在宿迁、泗阳两县城之间沿运河两侧狭长地带建立了运河特区。
杨玉珍说，当时父亲往来的都是进步人士，她年纪很小时已经经常接触这些人。当时，在大兴集还成立了“抗日文艺演唱队”，经常排演宣传抗日战争的表演唱、大联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深受群众欢迎。
从这时起，正值花季的杨玉珍有了参加革命的打算。“只有打走鬼子，才能活得下去，”说起为何会加入革命，杨玉珍说得很朴实，“只是为了找口饭吃，现在家都没有了，怎么能不反抗？”最初，她加入了抗日团体青年抗日救国会。1943年，还没满16岁的杨玉珍带着13岁的弟弟和10岁的妹妹，打算一同参军，加入抗日队伍。“当时我和弟弟入伍了，但妹妹因为年纪太小被劝了回家。
参军后，杨玉珍先后在运河特区总队、宿迁警卫团、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文工队和休养所、淮海新十旅二十八团卫生队工作。杨玉珍说，当时缺医少药，无法办成医院，只能办休养所，在休养所当卫生员时，她负责为伤兵洗纱布、换药等，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只能用简单的治疗方法。当时，有战士因为小腿中枪送院，由于药物不足，战士不幸感染破伤风而不幸离世。
军旅爱情 抗日胜利后才结为连理在抗日战争中，杨玉珍也收获了爱情。她与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时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卫生部教导员的耿光万，正是在军营中相识的。
耿光万是陕西绥德人， 1934年参加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工农红军，经历过许多战斗，成了着名战斗英雄。当时，由于耿光万在战斗中负伤太多，只能转移到后方养病，在养病时，还兼任三师十旅卫生部教导员，成为杨玉珍的领导。
杨玉珍说，第一次见到耿光万，是在一次文工队演出活动中。当时，她跟随文工队在台上演出，耿光万则带领部队官兵在看节目。“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觉得这个小伙好英俊。”然而，由于是战争年代，彼此虽有好感却未曾说破。直到抗战结束后，两人才在部队领导的牵线下走到一起。
沈日光：江苏淮安市人，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三师十旅二十八团任战士。1946年11月入党。1946年所在部队改为“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二纵队五师”，先后任医务员、医务班长、排长等职务。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先后荣立五次大功，荣获“艰苦奋斗”奖章四枚。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至五次战役中先后荣立三等功五次，荣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军功章”两枚。1952年1月作为由志愿军各条战线英模人员组成的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代表，受到毛主席及党中央首长亲切接见。1954年进入11军医学校学习，1971年7月随军调入广州市卫生局。1987年7月离休。
沈日光是江苏省淮安市人，他的家乡正是抗日根据地和敌伪占领区拉锯的中间地带，日伪军和新四军都曾在他的家乡驻守，“常常一个军队撤走两三天，另一个军队又来了。”
通过新四军的宣传，沈日光了解到新四军是为了穷人的部队，共产党是为给穷人求解放的组织。“我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吗？”1945年初，年仅16岁的沈日光主动要求加入新四军。“可以啊，怎么不行？”新四军接纳了沈日光。
16岁加入新四军 入伍还没枪高沈日光是江苏省淮安市人，他的家乡是抗日根据地和敌伪占领区拉锯的中间地带，日伪军和新四军都曾在他的家乡驻守，“常常一个军队撤走两三天，另一个军队又来了。”
“当时家里很穷”，沈日光说，日伪军队来时，常常在村子里打砸抢，老百姓都憎恨他们。“每次经过日军的岗哨，都要强迫路人对他们敬礼鞠躬，在村子里也经常能看到日军抽打为他们干活的劳工。”沈日光说。
而新四军的队伍则完全不同，队伍来了，会为村子里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有时甚至为困难户送点粮食。通过新四军的宣传，沈日光了解到新四军是为了穷人的部队，共产党是为给穷人求解放的组织。“我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吗？”1945年初，年仅16岁的沈日光主动要求加入新四军。“可以啊，怎么不行？”新四军接纳了沈日光。
刚刚入伍的沈日光被分到了新四军十旅二十八团二营五连。“当时我个子小，别人背4个手榴弹，我只能背2个。”沈日光说。刚刚入伍的时候，他的个子还没有步枪高，只能给一把短一点的枪给他扛。
急行军途中 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入伍不久，部队突然给沈日光所在的连队每人发了四五双鞋子。老兵们纷纷猜测这下要走远路了，不到半个月，沈日光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急行军北上前往东北开辟根据地。沈日光的部队立即动身北上，每天从太阳升起走到太阳落山。
部队经过陇海路的时候，当时日军还未投降，部队要穿越铁路线。沈日光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铁路。因为日军封锁严密，部队只能选择在夜间穿越，日军封锁的碉堡就在铁路两侧，每次行军穿越时，因动静较大，常常会引来日军在碉堡上的射击。
就在沈日光急行军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但为了赶路，并没有特别庆祝。”沈日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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